文丨黄凡

乍一看“上海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吗？”的主题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起被定位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并于2009年成为国家战略中的国际金融中心。经过多年发展，多数国人认为上海已经当仁不让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了。

然而，我与一些国际业界人士交流，他们的观点有所不同。因此，我打算结合最新数据和政策导向，探讨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现状、挑战与未来。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硬核优势明显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有的硬核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城的基本建设水平

在基本建设的“硬件”上，以陆家嘴为核心的金融城高楼林立、地铁四通八达、夜晚华灯璀璨……整体的繁华程度比纽约、伦敦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有过之而无不及。国际友人们来了，对此都无一例外赞不绝口。

2）市场规模与交易活跃度

上海金融市场规模持续扩张，2023年金融市场成交总额达3373.6万亿元，较2009年增长近13倍，金融业增加值突破8646.86亿元，持牌金融机构达1771家，从业人员近50万人。2024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额进一步增至3650.3万亿元，同比增长8.2%。在衍生品领域，2023年推出的航运指数期货累计成交4669.22万手，总金额达3.98万亿元，远超境外同类市场。

3）人民币国际化的枢纽地位

上海黄金交易所计划2025年扩大“上海金”应用，推动人民币黄金定价的国际认可度，并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人民币计价资产交易，强化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同时，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通道的试点，进一步提升了跨境支付效率与安全性。

那么，从以上这些“硬件”看，上海确实是有国际金融中心的样子了。而且上海在办公租金、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以陆家嘴金融城为例，甲级写字楼租金约为纽约曼哈顿的1/3、伦敦金融城的1/2。国际金融机构在上海有着运营成本上的优势。另外，上海的生活成本在全球金融中心中处于中等水平。外籍员工所面对的平均月租金约为纽约的40%、伦敦的60%，只有核心区域（如陆家嘴）高端公寓租金接近新加坡水平。而日常消费方面，上海物价指数约为新加坡的80%、香港的70%（数据来源于DeepSeek）。对于国际人才而言，在上海的生活质量因消费支出的性价比高而得到提升。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软实力短板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软实力，在于其真实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国际定价权：

1）外资金融机构的参与程度

2025年3月，法巴证券、安盛环球再保险等四家重量级外资金融机构集体落户上海，标志着金融开放迈入新阶段。截至2023年底，上海外资金融机构数量虽居国内首位，但占比仅约30%，远低于成熟国际金融中心。跨国金融企业总部数量不及伦敦的1/3、香港的1/2。财富世界500强金融机构中，上海仅4家落户，远低于纽约的11家。

截至2024年，上海金融从业人员总数接近50万人，持牌金融机构达1771家。相比2009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初期（从业人员约20万），规模增长超1.5倍。然而，从业人员结构仍以本土机构为主，高能级国际金融人才占比不足。

2）国际定价权与话语权不足

尽管“上海金”“上海银”等价格标准逐步推广，但大宗商品定价权仍集中在伦敦、纽约等市场。例如，国际黄金定价仍以“伦敦金”为主导，上海需进一步提升规则制定能力。

即使是对于作为本币的人民币，我们的离岸资产池规模仅占全球离岸美元市场的1.2%，而伦敦离岸美元交易占比超40%。

3）金融软环境需优化

法律、仲裁等配套服务仍需与国际接轨。尽管上海已推动金融仲裁国际化，但在司法协同、监管互认等领域仍有提升空间。而且外资机构在数据跨境流动、合规审查等方面仍面临额外成本。例如，跨境数据需通过安全评估，部分外资企业反映政策透明度不足导致合规成本增加等等。

三、国际金融中心软实力短板的成因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牌照的开放度、规则的国际接轨程度、资本流动的自由度等是软实力的关键：

1）国际资产管理机构的参与度受限于牌照

在早期阶段（2000-2015年外资资管机构以合资形式进入，受限于牌照和监管，市场份额不足1%。其后，开放提速阶段（2016-2024年），在政策放宽的背景下，外资独资公募基金牌照陆续获批，而获批牌照的外资公募公司也积极地进行增资扩股，2024年外资资管规模同比增长超20%。然而，绝对的市场占比依然是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2）外资银行基于经营习惯与规则的差异举步维艰

中国加入WTO后，逐步放宽外资银行准入，允许开展人民币业务和设立分行。众多外资银行的中国总部都设在上海陆家嘴。至2010年，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为2%。然而，截至2023年底，外资银行总资产为5.07万亿，在全部商业银行中的比例仅为1.43%，较2022年底下降0.11个百分点、较2021年底下降0.24个百分点、较疫情前的2019年底下降0.45个百分点，较2017年底的历史高点下降0.73个百分点。从历史演变来看，在内地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张的阶段，外资银行规模增长却一直徘徊不前，在商业银行中的权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而目前这一趋势似乎仍未停止。同时，2021年外资行实现净利润212.75亿元，虽然同比增长24.84%，但较2018年与2019年分别下降14.21%和1.51%。（《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

关于外资银行在国内市场发展举步维艰的原因多种多样（详细的分析请参阅笔者前期原创文章《外资银行如何由狼进化成了熊猫？》。一言以蔽之，就是主要因国际规则与本地规矩的巨大差异而导致水土不服。

3）资本自由流动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命脉

上海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逐步推进，但总体的限制目前看难以突破。由于资本流动受限2024年，股票市场外资持股占比仅4%，债券市场外资持有率不足3%，远低于纽约（30%）和伦敦（超50%）。尽管近年来，上海通过自贸区账户（FT账户）试点跨境资金池管理，2024年FT账户累计收支总额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15%，然而，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尚未完全实现，离岸金融体系仍不成熟。

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对比，纽约与伦敦资本流动完全自由，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支撑其全球资本配置能力。新加坡的资本账户高度开放，无外汇管制，2024年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占GDP比重超300%，远超上海的68%。

四、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策略与未来展望

平心而论，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为把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而不遗余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未来的发展上，上海通过修订《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提出“双循环”机制（离岸人民币资产池+在岸风险管理），降低对美元依赖，并试点“监管沙盒2.0”以支持数字资产创新。此外，上海通过整合跨境账户体系、优化税收政策，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也正构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枢纽，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与生物特征认证系统。在绿色金融方面，计划发布全球首个“碳金融产品分类标准”，并引入欧盟碳配额互认机制，强化碳市场活跃度。并不断强化金融与航运、科创中心的协同效应。例如，中国银行与中国人保合作推出29项航运金融举措，支持跨境结算与绿色转型；金融与科创联动则通过“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提升实体经济效益。

然而，我在前文已经阐述，牌照开放度、国际规则的接轨程度、资本的自由度是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成功的关键，在这些关键点上，另一个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有力竞争者----迪拜的一些做法或者可以参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向对标纽约、伦敦、香港。”这是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网站上的一句标语。而我在近期与国内一些企业家去迪拜考察了一趟，了解到如下信息：

1）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显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目前已跻身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之列，拥有全球前20位银行中的17家、200多家资产管理公司和专业全球顾问，以及全球前25位财富和资产管理公司中的13家。还有60多家重要基金落户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五大银行也全数在迪拜开立了分支机构，并积极发展业务。

2）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正通过金融科技正在加速变革金融服务，目前，超过1000家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在迪拜设立总部，总市值超过155亿美元。全球最大的两家数字资产交易所目前均在迪拜，助力迪拜一跃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排行榜的第六位，预计到2026年，数字资产交易规模将达到10万亿美元。

3）迪拜金融中心对金融机构和个人最大吸引力还在于其无外汇管制的制度，这使得迪拜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汇率管制的开放降低了机构和个人面临的政治风险，增加了资本的流动性，从而形成积极的虹吸效应。

4）除此之外，对于金融机构和企业来说，迪拜的50年“零税率”政策也是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迪拜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自贸区转口贸易增值税均为0%，平均关税也极低。

5）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加强法律框架和促进商业友好环境的努力的一部分，采用了国际上流行的英美“普通法原则”。并通过政府层面的密切配合克服了与阿联酋原有的法律体系---民法和伊斯兰法的混合体与普通法原则可能相冲突的挑战。从而确保法律框架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除此之外，当地专业人士告诉我，为了与国际市场更好对接，当地政府特地把原来传统的周五的礼拜改为周日。而来自世界各地的酒在迪拜也是能购买得到的（只是因为税率高而价格比较贵），这两点，在对礼拜以及禁酒要求非常严格的伊斯兰世界里，不能不说是重大的突破（详情请参阅本人考察报告《荒漠中如何打造出国际金融中心？》一文）。

资本与资金进出的自由度，极为优惠的税率、以及法治与法律体现的国际化，是让座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必备的软件（必要条件），这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反复验证的，而迪拜的经验则是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又一个样本。

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全球最强的、不可替代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上海也凭借庞大的超强的基建“硬件”、宏大的市场规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政策创新，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节点。然而，对标纽约、伦敦，其在定价权、外资占比、制度软实力等方面仍存差距。我认为，我们大可以自信一点，把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规则与国际接轨的步子迈得更快一点，让资本流动的自由度更大一点，其实，而自由度也是自信的重要表现。未来，通过制度型开放、科技赋能与多中心联动，如能实现牌照开放度、国际规则的接轨程度、资本的自由度等关键点上的突破与提升，上海有望成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