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球零售银行的巨头之一花旗银行正式宣布退出在华个人业务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其实就行内人而言，这个消息是早在意料之中了。本人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分别在不同的中资、外资银行工作，也就根据工作经验以及个人感悟写一些文字分析其原因供行家们参考。‍‍‍‍‍‍‍‍‍‍‍‍‍‍‍‍‍‍‍‍‍‍‍

记得十五年前，笔者是在加拿大田园般的生活中被来自国内的外资金融机构以及猎头源源不断的电话唤起，毅然决然放弃海外的“舒适”生活回到热火朝天的国内市场的。彼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逐步开放国内金融业。一时间，大批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纷纷摩拳擦掌，招兵买马，跃跃欲试要到这个未来的全球最大市场上分一杯羹。

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纷纷登陆，国内金融界一度引发了“狼来了”的恐慌。当时几家国有大行刚接受了政府剥离坏账和注入资本等大手术，以此改善资产负债表，从坏账率一度高达30%-40%的危局中走出，但银行管理能力仍然相当落后。对于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大家担忧他们有着多样化产品、全球性网络和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旦享受国民待遇，会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甚至冲垮国内银行体系。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几大国有大行已迅速把握时机上规模，成为“宇宙大行”。而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举步维艰，几乎是不争之实：随便用百度搜索打入“外资银行”四个关键字，后面自动跳出的就是“经营困境”四个字。

外资银行变成需要受保护的“大熊猫”？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资产总额的比例，在中国刚加入WTO时的2001年是2%，到今天，这一比例不升反降。一些知名外资金融机构近年来纷纷缩减在国内的业务范围。另外，十几年前很多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国有商业银行，现在大部分已经退出或者大幅度降低了持股比例。

横向比较的证据更加惊人，中国金融的开放程度目前在全球几乎属于低水平。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标，中国金融自由度指数为30，不但远低于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的90、新加坡和韩国的80，甚至低于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泰国的60，在全球排名第136位。看看外资银行占银行资产总额之比，中国是1.9%，德国是12%，金砖国家（不包括中国）平均是15%左右，美国是17%。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大致上有200家外资金融机构，2004年减少到188家，随后开始稳步增加，到2012年变成412家。如果看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总数的比重，2004年之后略有回升，但2007年之后就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了。

监管当局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一开始，外资银行在国内市场发展受到各种显性、隐性政策的限制，比如由于限制商业银行同业拆借占总资产的比例，加上存贷比要求等，外资银行网点的速度获批相对较慢，提出一些新产品或业务申请也较难获得许可。但到了近期，监管机构纷纷到在华外资银行进行座谈与调研，表示愿意了解这些机构在国内经营的具体困难，听取他们对监管的意见和建议，表态将提供各种便利以支持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拓展。外资银行仿佛一夜间变成了需要受保护的珍稀“大熊猫”。

“狼”进化成“大熊猫”的三大原因

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把外资银行这些“狼”在短短十多年间进化成“大熊猫”的？

不少专家把原因归结为：国内监管的限制让外资机构的业务难以开展，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实质性的进展不多；外资大银行在全球危机期间亟需资金修补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因此抛售了含中国在内的不少海外资产，且无暇发展中国区业务，等等。

这些归因分析并不存在大的偏差，但笔者觉得不触及问题本质。笔者觉得主要是：外资银行依靠过去的规则和习惯难以发掘中国本地特有的机会，而且国际标准与本地规则的距离是目前无法跨越的鸿沟。外资银行的主要困境及成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外资银行的“全球化视野”无法把握“本地特色的机会”

打个更形象的比方，外资银行是用望远镜来观察市场，当然发现不了本地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业务机会。

不少行外人士，甚至一些经济评论家都觉得国内银行经营粗放，进取之余坏账严重。其实情况并非都如此，笔者工作过的一家上市多年的优秀城商行是这些年来一直维持高利润增长率和低坏账率的典型，其个人业务起步模式相对简单，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传统的存贷利差业务。该行是如何做到的？其最早的主推产品是无抵押个人贷款业务，面向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等“吃皇粮”人群的细分市场。无抵押贷款本来是高定价、高回报、同时“高风险”的贷款业务，但由于选对了细分人群，结果就变成高定价、高回报、同时“低风险”的贷款业务了。而且这个细分市场因中国市场基数巨大，可以长期经营。试想一下国内公务员和类公务员队伍的规模，从中央到地方、从一线城市到底层乡镇、从事业单位到国企，如此优越的纵深幅度，真的可以让这项看似“简单”的业务做好多年了。

外资银行的“刚性合规”无法把握“本地的弹性监管”的空间

以上述针对公务员市场的无抵押贷款业务为例，有人说这个业务技术含量不高啊，外资银行也可以抄袭一下，照搬这个模式得了。但是，贷款在国内是有用途要求的，银监会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明明白白地规定，这类个人贷款只能用于消费，不能用于买房、股权投资，更不能用于放高利贷，而对贷款用途的监管责任在于经营贷款的银行。外资银行习惯于不折不扣地执行相关规定，容不得半点“灵活”，于是只能选择放弃，但在中国，水至清则无鱼……你懂的！

外资银行的“风险匹配”难以应对中国特色的“刚性兑付”

人们可能会想，贷款业务外资做得艰难，那么银行业的另一项重要业务——存款与财富管理业务，该是外资银行的强项了吧。

诚然，大多数外资银行发展时间较长，已形成了相对完善、成熟的产品及管理方式，但这些相对成熟的产品体系“风险与收益匹配”的配置要求，难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一提到零收益或负收益的产品，大家就把矛头指向外资银行，仿佛外资银行一直以坑害投资人为目的。其实，同时为投资人带来最高收益的自营投资产品也出自外资银行，这就无人宣传了。产品具有高的收益上限，同时也就意味着有低的收益下限，产品的高收益是伴随着高风险的，这是市场的铁律。由于国内理财业发展初始形成的以银行信誉为背书的“刚性兑付”深入人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银行提供的投资产品本来就该是零风险的，获得超额回报就是自己高明；而亏了，或者收益不如预期，就是银行的错。

国内银行则不同。十多年来，得益于2008年之后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四万亿”刺激计划，社会上需要大量配套融资，银行业衍生出全球独一无二的“理财业务”。笔者是这样给外资银行总部解释这种独特产品的——“文件上是非保本的、客户承担风险的投资管理产品；实际上是银行保本保收益的类存款产品。特征上本来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业务，实际上却是银行的表外业务，不需要提取存款准备金……”很遗憾，老外上司们听了如坠云雾之中。

然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社会上的个人存款已经趋于“理财化”，中国式的“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五年前曾经到了30多万亿之巨，成了亟待解决的“金融杠杆”、“影子银行”或者说是“中国式次级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资管新规》来打破“刚性兑付”让财富管理业务回归本源。然而，此时的中资银行的客群基础以及客户理财习惯已经形成，外资银行再想分一杯羹实在是太难了。

外资银行在华经营路在何方？

鉴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水土不服的外资银行之“狼”，在国内变成了靠保护才能生存的珍稀动物。事实上，外资银行的零售以及财富管理业务十多年来一直在艰难中度日，其中，投入力度比较大的花旗银行被爆出在华零售业务自2009年至今每年数亿计的美元。按笔者的了解，其他几家在零售业务方面着力的外资银行情况也基本如此。虽然外资银行的公司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因得益于为跨国企业提供本地信贷以及跨境金融服务，能够实现盈利，然而，费用收入比一般远高于母行的整体水平，投入产出水平远不理想。

那么，长期而言，外资银行的在华经营，路在何方？

短期而言，形势比人强。作为外来客的外资金融机构很难改变本地环境，因此除了做好健全体系、培养队伍、培育客户、为海外的母行推荐客户等权宜性工作外，在国内能发展的核心业务确实不多。为了能在国内市场长期坚持，笔者曾参与做过一些决策：果断放弃部分发展滞后并且长期巨亏的业务（退出个人零售业务），重新定位客户目标群体（聚焦超高净值客户以及有跨境需求的企业客户），并更专注于自身优势业务（利用全球平台的优势开展海外投资银行和私人银行业务等）。

从乐观的角度看，长期而言，与其他成熟市场走过的路一样，国内投资者是会在理念上逐步成熟的，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是会继续提高的，中国的监管方式与标准一定是会与国际接轨的……而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与纵深，构成了任何外资机构从长远而言不容忽视和放弃的机会。因此，不少外资金融机构依然是愿意把当前的投入或亏损当作进入中国大市场的入场券费用以及品牌宣传费，不过，整体的资本投入与产出比，成本与收益比等总部做出商业上决定的参考指标，短期内依然难以有明显提升空间。